众声·回音

《上海书评》8月17日刊载了梁小民先生对彭慕兰教授名著《大分流》的书评，尽管《大分流》一书在学界的确聚讼纷纭，但梁先生对该书的不少指责却令人错愕。

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是本旧著，不过，当年此书甫出时，引起了太平洋两岸史学界热烈讨论，他所提出的观点，至今在史学界也仍有所争论。有关《大分流》一书的中英文书评不胜枚举，尤其黄宗智教授与彭慕兰教授的争论，在学界也算公案一桩。《大分流》一书最为焦点的观点是：相对于前人所提出的各种制度、文化因素，江南与英格兰在十九世纪之后的历史走向“分道扬镳”，更重要的是两个区域的资源禀赋不同，使得两地在经济发展到相近程度时，资源配置产生差异。

梁小民先生批评《大分流》一书的主要观点有三：第一，彭慕兰教授用中国之一地区与整个英格兰比较，非常不合理；第二，彭慕兰教授居然胆敢违背费正清等老一辈中国学家定下的“明清停滞论”调子，而且居然不用GDP而用消费等指数衡量经济发展，并举出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以为例证。最后，梁小民先生批评彭慕兰未曾考虑传统中国的制度因素，未在这一方面做中英的对比。

在梁小民先生看来，“他进行比较的时代，中国和英格兰早已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要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只能就整个国家进行比较”。统一、民族国家这些词汇在梁小民先生看来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描述却疑窦丛生。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如何形成，在学界尚有很多争论，但在多数学者看来，清帝国还绝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明清时代真如梁先生所相信的，是一个“停滞”的时代，如何能够径直变为“民族国家”？若真如此，不必彭慕兰教授苦心孤诣地“整容”，十八世纪的清帝国就已然屹立于现代社会了。也正因如此，中国绝非如梁先生所想“江南和甘肃自古就是一个统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传统中华帝国存在一个漫长的扩张过程，十八世纪以江南指称江浙“七府一州”，以及甘肃这一省别的出现，事实都是相当晚近的历史。同理，何谓“统一”？如果按照梁先生的逻辑，英格兰也不过是大不列颠王国的一个“地区”，适足以和江南进行比较！事实上，彭慕兰教授在选择比较地区时，主要从经济、人口体量以及产业发展的角度予以考虑。倘若硬要按照梁先生的国家与国家比较的标准，所有历史社会学的比较研究均可作罢。

梁先生的第二点驳论是以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统计》证明所谓明清停滞的存在。麦迪逊是书在史学界引起的争论相比《大分流》如果不是更多，也绝不更少。史学研究首重材料，如果没有充分的史料，或者史料的来源有问题，那么即使是重要的问题，也只能阙疑。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统计》无论资料来源或资料处理方法，在学界引起的质疑远远多于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对史料的处理，以这样一个史料基础很薄弱的研究得出的所谓GDP数据，质疑《大分流》中的数据，恐怕过于迂阔了罢。

明清时代“停滞”了吗？这是一个老问题，却绝非不刊之论。停滞必然是相对于某个参照系而言。这个参照系可以是外部，也就是说相对于某个“进步”的历史进程，明清停滞了。姑不论“进步”话语在政治哲学与历史学中遭到的诟病，就这一方法本身而言，它事实上预设中、西之间存在着相近的历史过程，因而才会有快慢之别，果真如此，不恰恰坐实了彭慕兰在《大分流》中的立论基础吗？如果在中国历史进程内部做比较，明清时代的历史变化是否比前代更“慢”？从历史的各个侧面看，这种看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在政治方面，正如新清史研究指出的，清王朝创造了与前代迥异的多元的边疆治理方式；在经济方面，江南高度商品化的农业与手工业正是彭慕兰论述的焦点，即使撇开这一点，以福建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的人口流动对至今的东亚海域社会形态仍然有着影响；在思想文化方面，除去已为学界习谈的明末三家以及乾嘉之学外，明中叶以来民间宗族建构、非正统宗教、通俗文化的扩张，都在形塑一种新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秩序。因此，岸本美绪将十八世纪视作整个东亚新的传统的生成期，这个传统才直接影响着当下东亚的社会形态与普遍观念。

《大分流》不是明清停滞论的最早挑战者，今日的中西史学界也绝不会再将明清视作停滞的帝国。《大分流》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从资源禀赋与资源配置的角度，解释十八世纪世界史的进程。对彭慕兰的方法与结论提出最有力挑战的是黄宗智，而其背后的理论资源，则是斯科特等人的小农研究。二者根本的分歧在于，十八世纪江南小农所表现出的高度的商品化经营，是积极地投入市场化，成为竞争性市场中计算利润的经营主体，还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被迫地卷入商品经济，成为市场中无力控制自身成本收益的随波逐流者。这一层意思，梁先生的批评中似乎一直未曾点破。

如今化妆与整容行业太过兴盛，想要识得人的真面目，愈发难了。曾有玩笑说男子只在夜间才得见妻子的真面目，见后不免昏厥。更有甚者，因为看惯了各种修正得精致的脸蛋，真有素颜立于眼前，反以之为整容。